朱德海——首任校长的传奇一生

1949年3月，中共延边地委決定朱德海兼任延吉大学校长，并报请中央批准。1951年6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任命朱德海为延边大学校长（兼）。朱德海校长作为举贤爱生理念的实践者，正如他所说的，“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愚味的民族，要发展民族文化，关键是抓教育”，在长期的办学与教育历程中，树立了 “办学以教员为主体，教育以学生为根本”的教育理念。尊奉这一理念，他给我们留下了无数激动人心让人难以忘怀的故事。

苦难的幼年

1911年3月5日（农历），朱德海出生于俄罗斯远东沿海州双城子一个穷苦家庭。父亲吴禹瑞，是朝鲜咸镜北道会宁郡人。

1902年，吴禹瑞与三个兄弟跟随父母告别故土会宁，跨越图们江，踏上了俄罗斯沿海州的土地。1918年，吴禹瑞被杀害。一家人的生活难以支撑，于是从俄罗斯乌苏里斯克搭上火车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再由符拉迪沃斯托克乘船，经由朝鲜罗津港回到故乡会宁。在会宁，朱德海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乡亲们饥寒交迫的境遇。1920年3月，为维持生计，朱德海一家再度跨过图们江，东迁到吉林省和龙县水洞沟村（现龙井市智新乡胜地村）居住。

1927年，朱德海在村里念完了四年的初小，接受了启蒙教育。在校期间，父亲的故去给家庭生活带来了诸多困难，朱德海每天晚上点起一盏煤油灯，看新国文，还听到了许多历史故事，其中，最使他难忘的就是击毙伊藤博文的安重根义士的故事。

1926年，朱德海和他哥哥给人家赶牛车拉脚，来往于龙井和朝鲜会宁之间，木炭、谷草等等，路上碰着什么货物就拉什么。这期间，朱德海广泛按触了社会底层。无论走到哪里，他看到的都是底层人困苦的生活；无论走到哪里，他看到的都是底层人为了维持生计而做日本人的苦力；而日本人则到处横行霸道，肆无忌惮地掠夺中国、朝鲜的木材、煤炭、粮食等物质，大肆运往日本。在年少的朱德海眼中，看到的是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难道这些都是上天的安排吗？在他幼小的心中，埋下了深深的疑问。

接受共产主义思想

自1920年开始，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和朝鲜，也传播到我国边陲之地延边，《共产党宣言》手抄本以及《俄罗斯共产党政纲》《巴黎公社》等书籍和《共产》《曙光》《新世界》等刊物，在龙井一带流传，并最先被朝鲜人进步学校大兴中学、东兴中学、明东中学等思想活跃的师生们所接受。当时，龙井是朝鲜共产主义者活跃的舞台。在一段时间里，朝鲜共产主义者在延边存在着ML（马列）派、火耀派、西上派三派之争。ML（马列）派共产主义者在龙井活动最为活跃，主要领导者有金光、安光大等。在ML（马列）派中，金光镇、黄基范、吴元叙（朱德海的叔叔）这三个人对朱德海接受初期共产主义思想启蒙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922年，朱德海进入少年时期。在上小学的时候，接触到了新来的校长金光镇，并从他那里知道了“反日”“爱国”的意义；也了解到了1905年《日韩保护协约》（《乙巳条约》）和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致使朝鲜被吞并，进而沦为日本殖民地；更了解到在“珲春事件”和“庚申大讨伐”等事件中，日军对朝鲜反日武装和民众进行的大屠杀。通过金光镇的引导，也通过夜校的教育，年少的朱德海初步具有了民族意识和革命觉悟。此时的朱德海总是在思考着：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能做些什么？为什么活着？活着又要怎样做？通过金光镇的教育，朱德海开始意识到，在时下国难当头、日寇逞凶，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将朝鲜和中国变成他们的王道乐土之际，青年学子决不能忍气吞声、甘做亡国奴，要救国，就要起来斗争、起来革命。1929年，朱德海通过金光镇的介绍，加入了高丽共产主义青年同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坚持东北抗日斗争

1929年8月，根据共产国际提出的一国一党的原则，建立了中共宁安县临时党部，主要负责人是韩根。根据《中共满洲省委告在满朝鲜人共产主义者的信》，随后建立了以金草头为书记（10月由金诚接任）的首届中共宁安县委。中共宁安县委根据中共满洲总行动委员会的指示，积极投入到开辟革命根据地和武装斗争的工作，着手建立武装游击队。朱德海在县委机关做交通员工作。1929年8月初，朱德海由金光镇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5月，朱德海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2年1月，朱德海根据县委的指示，到东京城于家屯任特别团支部书记（改名吴东元）。1932年5月，日本兵侵占东京城，到处捕杀抗日分子，制造血案，整个宁安县处于白色恐怖之中；9月，根据中共绥宁中心县委的指示，朱德海转移到了密山县哈达河村。1933年1月8日，密山县城被日寇占领，日伪势力极力抓捕朱德海（朱德海先后使用了姜道一、金道顺、吴东元、吴永一等化名）。这期间，朱德海住在西大林子的汉族农民娄景玉、娄景明娄家兄弟家中，与他们相处亲如兄弟。他通过娄家兄弟广泛接触当地的汉族群众，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工作，并以娄家兄弟为骨干，广泛团结朝汉群众，组织了抗日救国群众团体——西大林子抗日救国会，朱德海任会长。汉族与朝鲜族群众在共同的抗日救国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根据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东方部主持下制定的《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1933年1月26日，中共密山县委决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反日力量，结成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中共密山县委结合朱德海的工作情况，任命朱德海为区党委委员、县团委组织委员。

从莫斯科到延安

1936年6月，为东北持久的抗日斗争培养干部，中共勃利县委决定派朱德海去苏联学习。由此，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成为朱德海成长为革命家的重要启蒙基地。朱德海于1937年到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劳动大学，最先编入八号楼中国班，后又编入十二号楼朝鲜班。朱德海到东方劳动大学后，校名改为 “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利益研究院”，其朝鲜班分为高级、低级两个班，朱德海被分配到高级班。中共早期领导人李立三在此主讲《中国革命史》，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康生也曾在学校待过一段时间。1938年，朱德海结束了为期一年半的学业课程，较为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使得他更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立志要把中国建设成与苏联一样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此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全面侵华战争，根据抗战需要，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将在苏留学的东北抗日干部陆续派往中国抗战最前线。1939年3月，朱德海与其他9名学员一起踏上了回国之路，从莫斯科乘坐火车到达哈萨克加盟共和国阿拉木图，再乘坐汽车进入新疆伊犁，辗转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专门负责接送从苏联入境人员的郑英，以中学教员的身份，将他们送到了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同年9月底，朱德海终于到达延安，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干部训练队东北干部训练班学习。东干班是中共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为专门训练熱悉东北情况的干部学员设立的，其学员大多是东北以及河北、热河一带的人；原准备培训后派往东北开展抗日救国工作，后因东北抗日形势发生变化，中共中央決定解散东干班，八路军总政治部将部分学员分配到延安各作战部队。朱德海被分配到八路军359旅718团特务连，任政治指导员。在大生产运动时，朱德海响应中共中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率部进驻南泥湾，挖窑洞，开荒种地、喂猪养牛，并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1942年初，朱德海领受命令，离开718团到王家坪延安海外研究班学习。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都设在王家坪，朱德、叶剑英、胡耀邦等人都在八路军总部工作。研究班是中共中央海外委员会所属机构，朱德总司令兼任海外委员会书记；研究班班长是何英，党支部书记卜一，黄华任副书记：学员按国籍分为若干组，朝鲜组有朱德海等5人。1943年，在罗家坪筹建朝鲜革命军政学校，中共中央委派朱德海参加学校的等建工作。在筹建工作中，朱德海作为总务处处长，既是一位出色的管家，又是一名勤恳的劳动者，无论种地、种菜、烧炭、编筐，样样是内行；有些学员的鞋子穿破了，从小就跟父亲学会打草鞋的他就带领大家编草鞋。就这样，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军政学校得以成立。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当时在军政学校任教的朝鲜族著名作曲家郑律成兴奋之余，连夜作词、作曲，创作了朝鲜义勇军进行曲——《前进，向着祖国》。

挺进东北

抗战胜利后，中央军委决定：朝鲜义勇军和八路军一道挺进东北。朝鲜革命军政学校改制为作战部队编制，踏上了奔赴东北的征程。在奉天（今沈阳），先期到达的朝鲜义勇军司令员武亭主持召开了全体军人大会，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除派遺少数干部去朝鲜外，大部分官兵留在东北；并要求留在东北的全体官兵立即奔赴东北各地，广泛发动在满朝鲜人，扩大义勇军队伍，为中国的解放和朝鲜的独立做好准备。朝鲜义勇军全军分为三个支队，第一支队留在南满，负责扩建第二支队；第三支队奔赴北满，负责扩建第四支队：第五支队奔赴东满，负责扩建第六支队。武亭还宣布了各支队干部的任命令，朱德海被委任第三支队政治委员。临出发前，朱德海到司令部与武亭司令员、朴一宇副司令员道别。武亭司令员一再嘱咐说：“朱德海同志，北满的工作全交给你了。那里有几十万朝鲜同胞，他们正等着你们去呢。”1945年11月18日，一列由奉天（今沈阳）开往哈尔滨的货车上载着20名身穿八路军车装、佩戴“朝鲜义勇军”臂章的军人出发了。受朝鲜独立同盟满洲特别委员会书记金泽明的指派，元逸愚专程迎接从延安挺进东北的朝鲜义勇军。金泽明曾在1939年与朱德海一起在延安抗大东干班学习过。“八一五”光复后，原在巴彦县进行地下工作的金泽明带领赵庆衡、金明到了哈尔滨。早在1942年，金泽明受中共和朝鲜独立同盟的派遣，由晋东南根据地来到北满，秘密开展北满朝鲜独立同盟的筹建工作，并于1942年8月20日成立了朝鲜独立同盟北满特委，受中共滨江省委领导。朱德海与金泽明一起，立即投入到了朝鲜义勇军三支队的建军、扩军的工作。1945年11月23日，朝鲜义勇军第三支队正式成立，朱德海宣读了武亭司令员关于第三支队干部的任命：他还说：“我们朝鲜义勇军第三支队是在中国共产觉和朝鲜独立同盟的领导下，带领北满20万朝鲜同胞闹革命的部队，是为了中国的解放和朝鲜的独立而战斗的部队。”哈尔滨解放后，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中共松江省委、松江省军区等党政机关陆续迁到哈尔滨。第三支队肩负城市卫戍重任，摆在朱德海面前的工作千头万绪，党的建设、部队建设、城市治安、独立同盟工作等，他都时刻铭记肩负的责任，亲力亲为。

注重培养民族干部

1946年，中共中央发布《土地问题的指示》，东北境内解放区即将投入土地改革运动。朱德海结合朝鲜族聚居区开展土地运动情况，深感培养大批民族干部的迫切性。其实，早在三支队成立时，他就设置了教导大队，注重培养民族干部。当时朱德海遇见了在晋西北做过地下工作的崔采，便说服他去教导大队工作，最终使崔采放弃原定计划，留下来担任教导大队教导员一职。教导大队在对学员进行思想整顿和组织审查过程中，针对学员中有历史问题的人，一度出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现象。朱德海发现这些倾向后，立刻加以纠正。他指出：“我们要从实际出发，怡如其分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要扣帽子，不要拿大炮打麻雀。”通过整顿，广大学员提高了认识，加强了团结。

1946年下半年，在哈尔滨市廊坊机场学办民族干部培训班。在培训班上，朱德海多次强调：“我们北满朝鲜人是一个整体，整个东北、整个中国也是一个大的整体，一切要从这个大的整体利益出发。马克思曾经说过，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在朱德海的反复教育之下，来自农村各地的学员们逐步克服了狭隘的地方观念和民族观念。根据东北局的指示，为了培养朝鲜族干部，朱德海在朝鲜族较为集中的珠河县（现黑龙江省尚志市）河东村举办了“北满地区朝鲜人干部训练班”，学员来自巴彦、绥化、五常、阿城、延寿、汤原、牡丹江、密山、佳木斯等地，大部分是各地“独立同盟”“建国青年会”“妇女同盟”的骨干和各地朝鲜族中、小学教员。

1947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东北行政委员会也颁布了《东北解放区实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补充办法》，土地改革运动开始席卷东北各解放区，教导大队和北满朝鲜人干部训练班的毕业生都成为土改工作队的队员。

转到地方工作

1948年1月，东北解放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已编为松江军区独立8团的原朝鲜义勇军第三支队，于同年3月奉命离开哈尔滨，前往吉林、烟筒山一带，与陆续到达的吉东警备区司令部72团和牡丹江地区独立15团汇合，改编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11师，投入到解放长春、四平等的战役。就在此时，1948年4月初，根据东北局的指示，朱德海调离部队留在哈尔滨，到东北行政委员会民政部民族事务处任处长。

民族教育文化事业的开拓者

转任东北行政委员会民政部民族事务处处长的朱德海，从炮火隆隆的血与火的战场转向到新的阵地，他感到这是党对他的信任，一定要做好东北境内的朝鲜族民族工作，和各兄弟民族一起发展生产，支持解放战争。于是，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有关民族问题的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结合东北朝鲜族的实际情况，狠抓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工作。

重视民族基础教育工作

朱德海始终认为：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愚昧的民族，要发展民族文化，关键是抓住教育。因此，朱德海将发展民族教育，作为民族社会与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并着力在各地兴建各级各类学校。朱德海十分重视教育，把教育作为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工作来抓。1948年4月初，朱德海到民族事务处上任不久，就在哈尔滨市举办了朝鲜人干部培训班，培训来自东北各地的朝鲜族干部。朝鲜族自古就有崇尚教育的传统。东北朝鲜族民众在战后极其困难艰苦的条件下，省吃俭用、自筹资金，创办了各类民族学校，让子女按受良好的教育。朱德海无论走到哪里，都要详细询问那里的办学情况，并对这种积极的办学热情给予支持和鼓励。他利用各种会议、座谈会等机会，多次向民族同盟负责人和民族工作队的同志强调民族教育的重要性。到1947年后，北满朝鲜族聚居区的许多村庄都办起了小学，五常、阿城、牡丹江、尚志、绥化齐齐哈尔、哈尔滨、方正等地先后创办起了中小学，也建立起了很多民办中学。朱德海多次召开北满朝鲜族居住地区教育工作座谈会，广泛听取各中小学校长和群众代表在办学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提出的意见，并及时给予解决。当时，东北处于战争环境，各级政府在财力上面临着各种困难，兼顾不到民办学校。朱德海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采取化零为整、以公带民的措施，将哈尔滨朝鲜族中学、阿城朝鲜族中学、尚志朝鲜族中学、方正朝鲜族中学合并，在尚志县河东村创办了松江省立第一朝鲜族中学。这是东北第一个公办朝鲜族中学，即今黑龙江省尚志市朝鲜族中学。调任中共延边地委书记兼专员后，朱德海发现虽然每个朝鲜族聚居区都有群众自发设立的初级民族中学，但均未实施统一管理，学校的构成也不尽合理，师资力量严重短缺，办学资金也严重不足。为此，朱德海派专人开展了中学整顿活动。在这一过程中，朱德海又立足于延边初级中学多、高级中学为零的情况，召开特别会议，決定设立延边高级中学。建国后的第二年，成立了朝鲜族自己的高中延边高中，即今延边第一高级中学。当年招生后，校舍却成了问题。朱德海毅然决定让出自己的延边专员公署办公楼，自己则与专员公署的职员们一同搬往地委的办公地点。1950年初，延边高中第一届12个班级的700余名学生参加了开学典礼。延边高中的成立，和不久前成立的延边大学，使得延边朝鲜族的民族教育，从初中、高中到大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此后这一体系不断完善，延边各县都陆续建立高中，各乡镇都设立了初中。自此，朝鲜族因教育水准遥遥领先而闻名全国。这时，延边的基础教育事业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就是没有汉族高中，这一现象导致汉族学校教育从初中到大学脱节，成为一个亟待解決的问题。汉族高中的建设问题不仅是兼顾民族公平性的民族问题，也关系到汉民族的教育结构是否均衡，是个关乎延边的整个教育事业能否形成完整体系化的重要问题。“如果我们自己解决不了，就向上级反映这个问题。争取资金，一定要建立汉族高中。正好汉族教员也不够，我们一并向上级反映情况。”经过朱德海的奔波，1952年成立了汉族高中，即今延边第二高级中学。当时，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接到延边呈报的报告后，把原计划拨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基建专项资金拨付给了延边；同时，国家又将一批南方的大学毕业生分配到延边来解决师资问题。

注重师资队伍的建设

朱德海在创办民族教育过程中，十分重视教师队伍建设，注重教育和团结旧知识分子工作。有一名叫全一权的旧知识分子，毕业于日本大正大学，曾参加过大韩民主党。学校部分领导大讲阶级斗争，把他划为阶级敌人，逮捕并要审判他，当朱德海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找到时任学校指导员的权宁河说：“你们学校的教员中有过大学学习经历的人较多，他们都是日伪时期念的大学。生活在那个社会，哪能没有一点问题。过去有点问题，就认为是阶级敌人，就打，用这样的做法对待知识分子是不妥的，只要现在不是与人民为敌的，应该充分信任、大胆使用，这些旧知识分子是我们的一大财富。”学校根据朱德海的指示，对知识分子采取了信任、改造、使用的方针，既保护了知识分子，又包容和团结了旧知识分子。朱德海反复强调要重视民族人才，尤其是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者。朱德海说：他们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就看他们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就可以了。他们有智慧、有才干，我们应给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充分发挥作用。延边第一保育院的金贞顺回忆说：“有一天，朱德海书记把我叫去，我去了他的办公室，他说要交给我一项任务，让我担任保育院院长。朱德海书记了解到我曾在黑龙江省尚志县当过教员和小学校长的经历后，就把延边第一保育院的工作交给了我。这个保育院就是现在六一幼儿园的前身，是当时延吉市规模最大、专门由国家拨付经费的幼儿园，连运营模式也都是从苏联学过来的。朱德海书记把保育院的工作交给我以后，对我提出的要求都给予解决。当我向他反映说没有煤烧、孩子们受冻的时候，他二话没说给我们解决了烧煤的问题。他说，别的部门冷点可以，但保育院的孩子们不能挨冻。当时，延边流行着一句话：解决不了的困难就去找朱德海，尤其是涉及教育和文化方面的问题，他全都给解决。”

发展民族文化事业

朱德海在重视民族教育的同时，也对民族文化事业，包括艺术与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早在第三支队成立伊始，他就指派宣传部部长金万善创办了《战斗报》。1948年2月，他把牡丹江朝鲜民族同盟主办的《人民新报》接过来，在哈尔滨道里区十五道街创办了《民主日报》，作为民族事务处的机关报，在松江省、黑龙江省、牡丹江省以及朝鲜族居住地区发行。《民主日报》在民族事务处的领导下，宣传报道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国内外形势，报道土地改革运动、工农业生产、文化教育和支援前线的情况，在稳定局势和宣传文化教育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基于当时的任务和长远发展双重考虑，朱德海认为朝鲜民族要有自己的文艺工作队伍，来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艺术事业。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朱德海将具体任务交给了《民主日报》社的金泰熙。金泰熙根据朱德海的安排，在长春与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11师领导商定，从师宣传队（原朝鲜义勇军第三支队宣传队）中抽调20余名队员，又从哈尔滨、牡丹江、图们等地调来20余名队员，于1948年11月组建了民族事务处文工团。朱德海说：“你们是朝鲜民族艺术的栋梁，要好好学习、刻苦努力，继承和发展民族艺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我们要有拿枪的军队，也要有艺术的军队，将来也是这样。”朱德海对艺术工作的重视，由来己久。1946年2月，朝鲜义勇军第三支队成立后不久，他就组建了支队宣传队。建队初期，有些干部和队员对文艺工作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朱德海说：“我们朝鲜民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有优秀的文化艺术传统。在日本帝国主义‘皇民化’的殖民政治下，民族文字被取消，民族文化艺术遭到摧残，我们要将其恢复和发展，成为我们战斗的武器。”1946年4月，部队到达哈尔滨，宣传队的规模扩大发展到40多人，并先后排练了许多优秀节目，如《八路军进行曲》《朝鲜义勇军进行曲》《太行山之歌》《赤旗歌》《桔梗谣》《锄头歌》等歌曲，《小鼓舞》《劳动者的胜利》《人型舞》《诺多尔江边》等舞蹈，《白毛女》《太行山血迹》《樱花盛开的时候》《安家村》等话剧，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激起了他们的革命热情，看完演出后，许多青年立即报名参车。朱德海虽然对文艺技巧并不在行，但他以部队工作中的体验，对文艺工作的重要性和重大意义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不仅对文艺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更对文艺工作者给子了深深的 关爱和保护。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著名朝鲜族舞蹈家赵得贤，著名的小提琴手白高三，还有十二岁就进入三支队的小演员李仁淑等，他们都是在朱德海的关怀下成长起来的，最终成为杰出的朝鲜族艺术家。事过几十年，许多文艺工作者还在说：“朱政委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的贴心人，我们是在朱政委的关怀和培养下成长起来的。”

独具一格的办学理念

1948年12月，时任东北行政委员会民政部民族事务处处长的朱德海专程到吉林，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参加由中共吉林省委组织的民族工作座谈会。会上讨论和通过了林春秋、林民镐代表延边提出的议案一—在延边创办一所朝鲜族大学，随后得到了中共吉林省委、省政府的批准。代表东北局参加会议的朱德海，对在朝鲜族聚居区创建民族高校一事，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大力的支持。会后，由林春秋、林民镐牵头，在延吉成立了东北朝鲜人民大学筹备委员会。经过三个月的筹建，1949年3月20日以“延吉大学”为校名开学。4月13日，东北行政委员会批复同意，将“延吉大学”改名为“延边大学”。中国第一所民族高校——延边大学的成立，开辟了朝鲜民族教育史的新纪元，为形成从小学到大学都能用朝鲜语授课的完整的教育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就这样，朱德海也与延边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1949年3月，更是出任了延边大学的首任校长。作为一所民族高校的校长，朱德海把走在时代前列的、超前的意识和开放性思维作为主要的办学理念。建校时期，关于教科书选用问题，林民镐副校长对朱德海校长说：“教科书的问题，目前国内没有统一的教科书，自然科学还好说，可以暂时利用旧教科书，可是社会科学不行。”朱德海校长回答说：“这件事我也想过，我讲了过渡时期，教科书也要采取过渡的方法。你考虑带几个人去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挑选一些教科书来，作为过渡时期的教材，等将来新中国成立以后，统一的教科书编出来就好办了。”

延边大学于1949年3月20日创立，7月，朱德海校长就派遣以林民镐副校长为团长的赴朝鲜高等教育考察团和以金裕勋为团长的赴东北高等教育考察团，分别赴朝鲜和东三省各高等学校进行考察。赴朝鲜考察团访问了金日成综合大学等多个高校，带回了200多册朝鲜文教科书，其中不仅有朝鲜语言、文学、历史、文化方面的教材，还有从苏联高校教科书中翻译成朝鲜语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教材。这些从朝鲜引进的教材，为延边大学从建校伊始继承和发展朝鲜民族文化、塑造民族办学特色、学习先进的教育经验，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为延边大学在创建初期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基础。

1950年至1956年之间，延边大学先后与国内50多所高校构筑了合作交流关系；目前，延边大学更是与美国、英国、加拿大、俄罗斯、日本、韩国等23个国家以及香港、台湾的429所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合作交流关系，对外交流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喝水不忘挖井人”，正是因为有了朱德海校长开放性的办学理念，延边大学才有了今天的成就，形成了具有延边大学特色的学科优势，为扩大对外交流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规划发展蓝图

朱德海出任校长后，延边大学的发展战略、校园的建设计划、基础设施的建设、经费的投入使用等重大工作，都是在他的直接参与下做出决策的。朱德海亲自参与了制定学校主要工作任分、确立培养目标、设置课程以及《延边大学十大运营方针》《十二年教育事业发展计划》《十二年科学研究计划》等的规划工作。他很清楚，预见性的战略发展思想是作为一个校长应具备的最基本的素质和要求，也是促进学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据和先决性条件。为此，朱德海校长对延吉市的周边地段进行了全面的勘察。经过反复的比较和研究后，他把建校用地选定在公园街现在的位置上，把几十公顾的地皮划拨为建设校舍的用地。他亲自调拨资金，在改造原关东军司令部旧建筑的同时兴建新教学楼。1951年，建设了建筑面积达3,000平方米的办公楼，后又陆续兴建了化学教学楼和宿舍。现在的延边大学校园就如同坐在山坡一样，为形成层次凸显的大学建筑群创造了条件。学校的校区扩建工程己全部竣工，气魄、宽阔的建筑构图，独特的民族风情建筑风格，新校区和原校区的和谐相融，这些都使各界来访者赞叹不己。所有这一切，都得益于当年朱德海校长甄选建校用地时的考量，为学校提供了扩建新校区的广阔空间。在朱德海校长的努力下，1953年至1957年投资16.2万元，在延吉市局子街兴建医学部教学用房及宿舍等基础设施15,649平方米;又于1953年至1954年间，在医学部南侧兴建了14,922平方米的延边医院住院楼。

1952年初，朱德海校长亲自到龙井，在马蹄山下选择了农学院的建校用地。此后，他又为农学院争取资金，建设了1,000平方米的农学院校舍。1958年，农学院教学楼又扩建为10,000多平方米，基本满足了教学的需求。为了解决教学试验田问题，朱德海校长又把马蹄山下原日帝侵略时期的18.9公颐水稻试验地划拨给衣学院作为教学基地，把周边几百公顷耕地交给农学院作为多种经营的实验农场。校本部、医学部和衣学院三个校区的建设，为1958年的院系调整、延边大学一分为四奠定了基础。正如前任校长朴文一所说：“1958年8月16日，朱德海书记代表中共吉林省委向全校宣布：延边大学是综合大学，她以4所大学的体制实行独立分院制，分别成立延边大学、延边工学院、延边医学院、延边农学院。会上，朱德海校长亲自给各独立院校发放校牌。历史证明，当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把延边大学分为四所独立高校，这对延边地区的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延边艺术学校（延边大学艺术学院、美术学院的前身）也是朱德海校长在全国政协第三届第二次会议上提案，经文化部批准成立的。艺术学校的建立和发展壮大，为地方培养了大量的艺术人才，使延边享有“歌舞之乡”的美名。

求贤若渴延揽人才

朱德海校长的人才观也给后人留下了佳话。如果说干部是决定因素，那么人才是根本。他在农业、工业、文化等多个领域广泛起用人才，对教育专家给予了优厚的待遇。延边大学建成之初，需要解决的问题堆积如山。副校长林民镐找到朱德海说：“缺少师资的问题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朱德海不乏幽默地说：“你是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毕业生，朴奎灿是法政大学毕业生，金裕勋是建国大学毕业生，卢基舜是日本帝国大学毕业生，阵容不错嘛。”说了句宽慰的话后，朱德海又加了一句：“是啊，办一个大学只靠这么几个人的确是不行的，但是太急也不行，要逐步解决。本来东北朝鲜族中有很多学者，不少人因没有用武之地外流了，我们办大学留住了一批，我想可能还有没有发掘的人才，你们探访一下，只要有人，可由地委、专署出面请他们出山。另外据我所知，北满还有几位学者，我可以写信去同他们谈谈，大学应该是人才荟萃的地方。”待林民镐副校长等赴朝鲜高等教育考察团返回时，朱德海校长出面邀请的学者也陆续来学校报到。其中，许秉默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部毕业生，他按到朱德海的邀请，到延边大学任教育处处长；权宁河原是松江省教育厅民族教育处处长，由朱德海斡旋调到延边专员公署文教科任职。此外，还有日本工业大学毕业生池明洛、日本东京大正大学地理系毕业生崔泰英、伪满新京师道大学毕业生高永一等，也都在朱德海的邀请下来到延边，到延边大学任职。

1956年，经朱德海提议，中共吉林省委批准成立中共延边大学党委，由金文宝担任第一任书记。早年，金文宝在东北行政委员会民政部民族事务处工作时，曾担任过朱德海的秘书。金文宝书记的长子金熙宽回忆说：“我母亲说，当朱德海的指示和地委关于延边大学党委书记的任命发布以后，父亲晚上回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呜呜地哭了。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伪满时期师道学校出身的人能够担任延边大学的第一任党委书记，此时父亲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1957年6月，建校元勋、医学部学部长卢基舜教授病逝，作为地委书记兼校长的朱德海，亲自为卢基舜扶灵抬棺，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尊重知识分子、爱护知识分子的宽阔胸怀。当有人质疑他的这种行为时，他坦荡地说：“虽然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不信鬼神，但共产党人不是无情无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