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子情怀

——记中国朝鲜族著名教育家 郑判龙教授

郑判龙简介

郑判龙（1932-2001），朝鲜族，中共党员，原延边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1952年毕业于延边大学朝文系，1960年在苏联莫斯科大学获文学副博士学位。历任延边大学语文系副主任、党总支书记、中文系主任，1979年被聘为教授、朝鲜语言文学学科博士生导师。1980年7月至1992年7月任延边大学副校长。

人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一个秋风瑟瑟、撕心裂肺的日子。2001年10月7日17时50分，中国朝鲜族著名教育家、学者、社会活动家、文学评论家，原延边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判龙同志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长白山的松涛在低泣，海兰江的流水在呜咽，延边大学的师生肝肠欲断。延吉殡仪馆里，白花朵朵，哀乐声声，一双双泪眼，一声声呼唤……郑判龙培养的博士生弟子们来了，受郑判龙教育发展基金资助的学生来了，社会各界的专家、学者来了，各级领导来了……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是想再看一看他们的好老师、好领导、好同事。时任国家民委主任李德洙、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发来唁电；时任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政文亲自参加了郑判龙教授的遗体告别仪式。他何以赢得师生如此衷心的爱戴？如此深切的缅怀？何以赢得社会各界如此关心和敬仰？就让我们走近这位著名的中国朝鲜族教育家，寻觅他一生的足迹。

果断的抉择 赤子的情怀

翻开郑判龙的人生档案，你会惊奇地发现，他以一路可歌可赞的历程，点亮了生命的轨迹，谱写了一曲具有时代精神的奋斗之歌，为我们树立起了一座人生道路的不朽丰碑。郑判龙于1932年10月2日出生于韩国全罗南道潭阳郡潭阳邑的一个竹器编制工匠家庭。1938年，郑判龙一家背井离乡来到中国沈阳，后又辗转到黑龙江省尚志县河东村定居。在河东村郑判龙读完了小学和初中。1949年3月，延边大学成立的消息传开了，一石激起千层浪，知识的殿堂向年青的朝鲜族学子们敞开了博大的胸怀，一时间，报考延边大学的热浪席卷了春意盎然的延边大地，也传到了远在黑龙江省尚志县的一个小山村。这就为刚刚初中毕业的郑判龙带来了良机，经过努力郑判龙成为了延边大学第一届大学生，当时他仅17岁。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一直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1952年他毕业后留校任教，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5年，郑判龙被国家选派到苏联莫斯科大学攻读苏联文学副博士学位。在短短的五年里，他把整个身心全部投入到了教室、图书馆和他日夜思索的科研课题上，他伏案苦读，孜孜不倦，常常是足音唤醒黎明，灯光催落夕阳。正所谓“天道酬勤”，1959年10月，郑判龙用俄语完成了20万字的学位论文——《论阿·托尔斯泰三部曲<苦难的历程>中描写人民的原则》，被授予苏联文学副博士学位。面对鲜花、掌声、赞美……郑判龙两眼湿润了，艰难而充实的五年留学生活，一幕幕、一桩桩在脑海中浮现……他只觉得周身热血在沸腾，报效祖国，献身教育，义无反顾，他准备着向更高更远的目标跋涉。回国后，郑判龙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要么回到延边大学。当时，延边大学几次去信催他返校，熟悉他的留苏朋友们劝他留在北京研究机构。因为当时延边大学没有任何开展苏联文学研究的基础，回学校实际上等于放弃自己的专业，更使他担忧的是他的妻子王瑜是莫斯科列宁师范大学俄语专业的毕业生，如果和他一起回延边大学，同样面临着缺乏教学和科研条件的考验。“我应该回母校去，延边大学虽然是一所远离北京几千里的边疆民族地区的大学，可毕竟是全国唯一的朝鲜族自己的大学啊！我怎么能忍心把它拒于千里之外呢？况且我就是延边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啊！无论目前发展程度如何，这所大学充满着民族教育繁荣发展的希望，学校用民族语言和文字讲课，承担培养国内朝鲜族专门人才的使命和责任。我回延边大学，也许进行文学研究的条件差，但是，为了民族人才培养而传播知识，不正是建设边疆的需要吗？我相信我的妻子也会支持我的选择的。”为此，他毅然决然地向组织提出了返回延边大学的要求。5月初，正是延吉杏花、梨花盛开的时节，他怀着一颗拳拳赤子之心和雄心壮志，风尘仆仆地回到延边大学。对于这段往事，郑判龙在他的回忆录《风雨五十载》中感慨地写道：“事实上，朋友们当时的劝说是有道理的，是正确的。从那时至今已过了30多年，如今我的昔日同学钱中文、陈毓罴都已成了国内外知名的大学者。而我呢？却成了一个‘杂牌’学者。但是，那时候我没有勇气拒绝母校和民族的召唤而去追求个人的前途，那时候没有那个勇气，现在依然没有。”

面对这掷地有声的肺腑之言，面对这浓浓的民族深情，面对果断的抉择，我们怎能不为他热爱民族教育事业的激情和理性所感动呢！

渊博的学识 卓越的才干

每一个熟悉和了解郑判龙的人都知道，自从他1949年成为延大首批大学生那天起，就立志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民族教育事业，几十年来，他不求名不求利，为了民族发展，为了人才培养，以其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学者型的人格魅力，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戴。在他的带领下，延边大学的学科建设和科研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任语文系党总支书记兼副主任时，他没有因自己是海外“渡过金的洋博士”而讲条件，而是克服种种困难，脚踏实地地干起来。他承担了大量的朝文专业教学任务，在教学中注重吸收国内外的先进教学经验，注重发挥学生的能动性；他不是单纯地灌输知识，而是引导学生查阅文献资料，科学有效地接受国内外最新科研信息。他的教学效果明显，受到师生们的一致好评。

郑判龙满怀激情地投入到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工作中。从1978年开始，他作为《世界文学史》教科书的主要负责人，组织全国24所大学的80多名学者开始了四册200万字规模的编写工程。他主编的汉文版《外国文学史》1-4卷，最早摒弃了以欧洲为中心的编写体例，采取了东西方外国文学并重的原则，在外国文学史著述中取得了突破性的学术成果。其后陆续撰写了朝文版《世界文学史》《二战后的世界文学》《高尔基传》等著作，其中《高尔基传》是首部向韩国客观介绍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的著作。为了发展民族教育和文化事业，他呕心沥血、夜以继日地笔耕不辍。他一生中撰写了十余部学术专著和多部文学作品，其中包括各种散文、游记、随笔、评论、回忆录。字字句句都反映了他的学术思想对民族文化的深刻反思，是他那宽广的胸怀、高尚的品德、豪爽性格的真实写照。他撰写了《国外见闻》《远东纪行》《雾气笼罩的俄罗斯大地》等散文游记。通过所见所闻准确地洞察和描述了西方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他的《中国朝鲜族和21世纪》等40余篇随笔，从文化学的视角对中国朝鲜族民族意识中存在的缺点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指出了即将步入21世纪的中国朝鲜族的未来出路。长篇回忆录《风雨五十载》通过亲身经历的众多事件，以叙事诗般的画卷生动地描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与发展的历史，描绘了中国朝鲜族的奋斗史和延边大学发展史，深刻地反映了民族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和时代感悟。郑判龙不仅思维敏锐、学识渊博，而且笔力千钧，他自由地徜徉于美学、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术领域之间，联系现实审视朝鲜民族的文化土壤，字里行间展示了他执着的探索精神和对民族教育事业浓烈的爱。他的著述为20世纪后期的中国朝鲜族文学史留下了闪光的一页。

1979年，郑判龙晋升为教授，1980年被任命为延边大学副校长。在十多年的领导工作中，他勤政务实，全身心投入，为延边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郑判龙成为我国第一位朝鲜语言文学学科博士生导师，在延边大学建立了中国唯一的朝鲜语言文学博士点。他以教书育人为本，敬业奉献为荣。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培养了15名博士和数十名硕士。他常说，我校的朝鲜一韩国学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应当紧紧抓好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使之不断发展提高。他亲手建立了朝鲜一韩国研究中心，主持了国内外各种学术活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延边大学的国际交流、学科建设和师资队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经过40多年来的努力，朝鲜语言文学学科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级重点学科，其科研水平已处于国内外领先地位。看到一批又一批专业人才的成长，一个又一个学术梯队的形成，郑判龙感到无比欣慰。曾任延边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金柄珉教授是郑判龙培养的第一批博士生，金柄珉在回忆时说：“郑老师总是无微不至地关心和爱护自己的学生，我还清楚地记得郑老师招收第一期博士生时，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亲自到书店买来了英语词典，作为礼物送给我们，同时一再和我们强调学习英语的重要性。”

曾任延边大学朝文系主任的金虎雄、延边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的蔡美花等都是郑判龙的博士生。他们清楚的记得，郑判龙老师关爱学子的桩桩往事，点点滴滴。郑判龙老师在罹患癌症晚期，与死神搏斗的过程中，他的枕边总是放着学生们待审阅的博士学位论文。蔡美花说：“2001年9月，郑老师已经常出现昏迷了，当我去他家里探望时，他不顾病痛，由家人扶着走进书房，取出李光一、李真淑两位尚未毕业的学生的资料交给我，并一再嘱咐我多给予帮助。看到老师骨瘦如柴，还这样关注学子进步，难过的泪水止不住流了出来。”一心一意呕心沥血育精英，一生一世鞠躬尽瘁铸师魂，这是对郑判龙教授人生旅程最好的诠释。

坚强的意志 真诚的奉献

郑判龙一生光明磊落，襟怀坦荡，有着坚强的意志和蔑视一切困难的勇气。1999年4月15日，他因为阑尾炎住进了医院，手术时发现肠部癌性病变且病情十分严重。5月中旬，他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治疗，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赵南起、国家民委主任李德洙到医院看望。这时郑判龙已是68岁了，由于在一个月时间里连续做了两次大手术，使他的体重从75公斤减到不足60公斤，如此虚弱的身体还要承受化疗的折磨。6月中旬，开始做第一次化疗，化疗过后，他又因突发低血糖昏迷了26个小时。医生认为他恐怕不行了，然而，他却奇迹般地醒了过来。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一次又一次地战胜消极思想，前后住院14次，身材魁梧，仪表堂堂的他被折磨得几乎精疲力尽，瘦得皮包骨。然而，就在这两年中每月都有他的一二篇文章发表在期刊上。直到最后两个月，他因开始水肿住进了医院，他还挣扎着回到家里把住院前写好初稿的四篇稿件处理完交给了出版社。这是怎样的精神和顽强的毅力啊！郑判龙一生以发展朝鲜族教育事业为己任，面对贫困学生上学难的问题，他很早以前就开始酝酿设立教育发展基金的事宜。1997年3月，郑判龙荣获颇有国际影响的韩国学术奖，便当即决定拿出奖金三分之二即10万元人民币设立“郑判龙教育发展基金会”，主要资助对象为品学兼优的特困生。这是延边大学第一次由延大人设立的奖学基金，得到了领导和师生的高度赞扬。截至目前，“郑判龙教育发展基金会”已累计资助13笔，资助111人次，资助总金额39万2千元。特别令人难忘的是1999年10月28日，郑判龙教育发展基金会颁发第三次奖学金，郑判龙此时已身患癌症，身体极其虚弱。他带病参加了颁奖仪式，亲手为朝文专业的梁敏淑、新闻专业的徐花以及外语专业等6位同学颁发了每人1000元的奖学金。当同学们得知郑判龙是在急需大量资金治疗癌症的情况下，还不断为基金会注资来为他们发放奖学金时，他们被郑判龙老师这种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无私奉献精神深深地震撼了。2001年9月29日，就在郑判龙教授去世前的一周，他尽管说话已经非常困难，还躺在病床上为学生发放第五次奖学金，当时在场的每一位领导和学生都难以抑制地流下了激动的泪水。郑判龙像啼血的杜鹃，像吐丝的春蚕，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2001年3月，他的病情恶化了，但仍在考虑设立中国朝鲜族儿童奖学金等事宜，旨在帮助贫困儿童得以继续上学。在弥留之际，他还牵挂着贫困学生，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叮嘱妻子王瑜教授把他在患病期间收到的社会各界人士捐助的11万元全部添加到“郑判龙教育发展基金”中。他希望把自己的骨灰撒在延边大学校园，在九泉之下也要看到延大的发展。除此之外，他还留下遗言，将自己所有的朝鲜文藏书捐献给学校。郑判龙执教几十年，博览群书，留下的2000多册珍贵图书，同志们在整理和登记每一本图书时，不禁被他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品格所感染，使人不由自主地燃起敬畏之心。

自20世纪80年代始，郑判龙出色的领导才能和渊博的学识赢得了社会的尊重。他曾担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领导职务；组织成立了“中国朝鲜族文学研究会”并担任首届理事长；他还先后被复旦大学、吉林大学聘为兼职教授；1988年当选为延边州第九届人大代表；1990年当选为吉林省文联副主席、延边州文联副主席。他还先后出访瑞典、丹麦、美国、俄罗斯、朝鲜、乌克兰、德国、法国等，与多家国际一流大学建立学术交流关系，为提高学校在国内外的知名度作出了重大贡献。1991年6月，他获吉林省人民政府授予的“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业技术人员”称号，同年10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荣获“吉林英才勋章”等等。郑判龙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写进了延边大学，把全部心血献给了民族教育事业。他性格开朗豁达，乐观向上，光明磊落，宽厚朴实，用自己夙夜在公的勤勉和对党的无比忠诚践行了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爱心写春秋，英名垂青史。郑判龙教授虽然匆匆地离开我们已经近二十年了，但是他那爱生如子的情怀，爱岗敬业的品质，甘为人梯的风格，无私奉献的精神以及他的人格魅力和师德风范，无疑是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财富，将永远鼓舞我们前进。